苦雨经风也解晴 ——印象詹仲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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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者:蒋啸虎

  1990年底,詹仲堃与世长辞,参加追悼会的有“省花”曾与他共事的同志和“省艺校”的师生们,我被指定作为他的生前好友致词。我凝视他的遗容沉痛地说:“詹仲堃走了!带着他对人生的迷茫和无奈,悄无声息地走了!他在临终前,曾拉着我的手说蒋啸虎啊!我并不怕死,我是不甘心!我活了七十一岁,而让我工作的时间只有一十七年!我不甘心啊!!!……”讲到这里,我已泣不成声,会场上亦一片唏嘘,“不甘心”这三个字蕴藏了多少潜台词啊!在回程的车上,余谱成红着眼睛对我说:“他还导演过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呢!”时任“省艺校”教务处主任的周宏颐更为叹息:“如果能让他多工作二十年就好了!”天妒英才啊,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。不过有这么多人为之惋惜,也算为他凄风苦雨的一生,画上了一个虽不完美、却能告慰在天之灵的句号了。

  詹仲堃毕业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国立剧专(“中戏”的前身,已承认其学历),1950年参加湘江文工团,演技很出色。比如在《双送粮》剧中所扮演的老农,其水平至今无人超过;在歌剧《消灭侵略者》中饰演机枪手,导演高林赞叹说,“只有他才像志愿军战士”。“省花”建团后,他成为“十八罗汉”之一。在省戏曲会演中导演了《中秋之夜》,本来剧中父亲一角由胡雍林扮演,后因误被隔离审查,匆忙间要他顶上,却为该剧添色不少,获得演员二等奖。还曾与我向何冬保老师学了《小砍樵》,照本宣科地演出后,他对我说,“出场的台步要改,不像是上山,而是出操。”于是改为在深山茅草中行走的步子;还有对于捆柴的过程他也发现了问题,认为何冬保老师那是藤条,而后来的表演却是破竹;藤是不须剖开的,只要用脚踩住一头,然后用双手抓住另外一头来拧,这才符合生活。可见他观察入微。在赴朝期间,他说,《砍樵》中刘海唱着,“将身且把山林进”,转身那一跳姿态不好看,问我会不会“旋子”,我说曾向桂希科老师学过,他就建议我改。后来我演的时候就是照他以上说的这些来做的。

  至于导演这一行,他对我说过,当导演是误打误撞碰上的。那是1950年冬,湘江文工团参加土改时,深为翻身农民踊跃送公粮的情景所感动,徐叔华说,“真想写一个戏来反映这种激动人心的景象!”而他也心血来潮,把胸脯一拍,“你写得出,我就排得出!”熟料徐叔华果真实发灵感,连夜写出了剧本。当高林把本子交到他手中时,一看就傻眼了,“这戏怎么导啊?!”要布景吧,场景转换得太频繁,又是山,又是平地,要上坡、下山,又要越坎过沟,还要你追我赶,总共不过十五分钟的戏,就是电影蒙太奇的手法,也会令人眼花缭乱。何况剧本虽然写得简练,但却充满激情,要怎样才能在人物的行动中得以体现?而土车子和箩筐,如果用真的,到时土车推不动,担子挑不起,还得赶路,台上不乱成一锅粥!他回忆这些时曾对我说,当时真是“想破了脑壳!”(注:1956年赴京汇报演出时,《戏剧报》编辑曾约他写一篇有关《双送粮》导演创作的稿子,他则推荐由我来执笔,后来因“反右”运动而致流产,如今简约报道也算了却宿愿)。想来想去,想到了看过的京剧《挑滑车》,思绪豁然开朗,既然“高宠”能以鞭代马,能通过演员的表演,用枪来挑虚无一物的滑车,而在挑的过程中又用自身的形体动作来表现马的疲惫;那么,也可以用车扁担和纤绳来表现土车子,而又通过演员的表演来体现行进的路况。接着,又到实际生活中去体验。他说,“不学不知道,一学吓一跳”。刚推土车子,空车还勉强能歪七歪八走几步,而绑上了实物,一推还没开步就车翻人倒。再仔细观察、体会,一步一步地、总结出那句精辟的经验:“若要土车稳又快,全靠屁股两边甩。”平衡不在于手,而是靠臂力来掌握的,这样一来,整个导演构思就呼之而出。

  《双送粮》是在牛栏里排出来的。他把纤绳的一端绑在栏柱上,要龚业珩去拉,行走、跨步、跳跃、转弯,绳子都不能偏移,一遍又一遍,累得她腰酸背疼脚抽筋。龚业珩那时才十五岁,嘟着嘴埋怨说:“以后如果是你导演的戏,我再也不演了!”当然,这不过是小孩赌气的话,后来他俩还是合作得很好。当1985年省电视台对《双送粮》的三位演员进行现场采访的直播中,那时龚业珩已经49岁了,忆及当年仍忍俊不禁。

  有人说,这个戏是徐叔华成全了詹仲堃;而又有人说,是詹仲堃成全了徐叔华。依我看,两种说法都对,但还应该加上朱立奇(是他改编了《浏阳河》,使之成为名曲),“知音偶一时,千载为欣欣。”是他们三人的共同创造,才使得《双送粮》成为传世之作。

  《双送粮》剧照

  他的思路很敏捷,不论是导演戏剧或在“省艺校”担任表演教师时,都犹如天马行空似的。比如,有一天,他翻阅我改编的《相思女子店》,看着其中借用的《我侬词》念了起来:“我侬两个,特煞情多!捏一个你,塑一个我。忽然欢喜呵,将它来打破,重新下水,再练再调和,再捏一个你,再塑一个我,那其间,那其间,我身子里有你,你身子里也有我。”他问道,“这是你写的?”我说,“我哪有这种才华,我这是借古人的词,抒人物之情。”他一拍腿站起来,兴奋地说,“这不正好说明了演员与角色的关系吗?我要把它再细化,编一本表演教材!”我这个引用者从来也没从这方面去想过,而他却敏锐地捕捉到了。

  由于性格使然,他排戏从来是个“独行侠”,不喜欢别人掺合。我看他构思时,总是在夜深人静时默默地思考,每一步骤、每一个细节都分析得很细密,然后才付诸实施。

  他很傲,很倔。1978年,我在长沙街头遇见他在摆地摊,卖书报杂志;见他仍然如此落魄,便拉着去吃饭,席间,他告诉我离开后不幸的遭遇。谈起一件事,使我至今难忘:“文革”期间在某县剧团曾参加一次会议,结束时,大家振臂高呼“毛主席万岁!”他也同样举起手大声喊着。而一个造反派头头对他吼道,“你这个五 反分子,这个口号你也配喊?!”他反问,“我不喊毛主席万岁喊什么?”那个造反派二话不说,狠狠地一拳打落了他四颗门牙,还吐了一口痰说,“我教你喊!”他说起这件事声泪俱下,张着嘴把我看,“我现在连说话都不关风了!”接着又说,“你想想看,当时如果不举手喊,不但照样会挨打,只怕还会被扣个反革命分子帽子批斗!”真是无法无天,有理难辩。后来,我去找了湘剧团的一位领导,看是否可以接纳他做导演工作。她听后当即应诺,“就是那个《双送粮》的导演?行,你带他来看看。”我便领他去了,见他依旧是破衣烂衫,便说“你也不换一套干净衣服”。他苦笑着“我哪来的钱啊!”这倒是我疏忽了。去后,那位领导一看,也不知道避讳,当面就说,“你就是詹仲堃啊!怎么连牙齿也没有了?……唉,我们是湘剧,隔行如隔山啊”。(她却不知,早在1954年冬詹仲堃就为湘剧排过《不能走那条路》还指导过名老艺人徐绍清老师,当时有与其在说戏时合演的照片,这次去时,他揣在兜里並未拿 出来。)他一听此话,扭头就走,咕哝着,“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!”这以后,梁器之听说了他的情况,毫不犹豫,把他推荐进了“省艺校”,这才使他有了安身立业之所。在“省艺校”他排了《栏车》,这是他继《双送粮》之后,又一经典力作,被评为优秀教学剧目,他本人也被评为优秀教师,实至名归。

  1988年,“省艺校”评职称,各色人物充分亮相,使尽各种手段,尔虞我诈,相互倾轧;正直人士徒叹奈何,只好保持沉默。某人剽窃了詹仲堃的表演教材,评得二级,惹得他勃然大怒,上告到文化厅。为了平息此事,校方某负责人说,可以让他“评退”,他诘问 ,“我还差两年,凭什么要我退休?”后来那人又要他“病退”,他更反感,“我又没病,为什么要病退?你咒我呀!”就这样,他便与职称无缘。(储声虹听说后说,按理詹仲堃应评一级。)然而,是真金才会发光,沙砾再怎样也成不了珠玉,“盖棺论定”,公道自在人心。上世纪五十年代锤炼出来的“十八罗汉”这个群体,不论何时、何地、何事,总是这么超然,刚正不阿,与世无争。

  缅怀往事,故人的音容笑貌常在眼前掠过,令人感伤不已,不禁想起了普希金的一首诗:

 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,

  不要忧伤,不要着急;

  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,

  相信吧,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。

  心永远向往着未来;

  现在却常是忧郁;

  一切都是瞬息,

  一切都会过去;

  而那过去了的,

  将会成为亲切的怀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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